方文山：中国风、怀旧与时代记忆

“我想让诗词离开书本，让篆刻离开宣纸，让歌词离开音乐，看看它们在另外一个世界长什么样子。”2021年11月24日，北京798艺术园区，寒风凛冽中，作词人方文山这样说道。他的大型个人创作巡回展将于11月在北京、上海、厦门陆续展开。首站将于北京索卡艺术中心开展。

展览中，方文山将古今中外的字体、书法形式、当代艺术的典故和形式全部熔于一炉，制作成100多件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能找到他的25首“中国风”歌词。

平日里他早就对当代艺术的大家作品和风格如数家珍：徐冰的“天书”、蔡国强的火药爆破、草间弥生的圆点风格……轮到他自己时，他决定也大胆将不同的艺术形式“混搭”在一起玩一把。

他把《千里之外》这个歌名做成了蒸汽朋克风格的大楼模型，用艺术家凯斯·哈林标志性的笔画书写千字文的前四个字“天地玄黄”，甚至把《青花瓷》的歌词刻进了毛公鼎的模型里。参观这些作品，观众仿佛进入了一个可以随意穿越的时光机器之中，也让人想起方文山那些颇具画面感和历史“穿越感”的歌词。

（《方道文山流——属于方文山的创作之道与风格流派》展览上的部分作品。）

从台湾花莲的文学青年，到与周杰伦搭档变成作词人，方文山的故事听起来像一个偶然的传奇。但细究起来，这种成功不仅和他本人的性格相关，更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在20多年前华语流行音乐的全盛时期，歌词是一种比诗歌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的文字形式。

方文山从小就对文字敏感，想象力丰富，他发现自己胡乱想象写出的作文却可以成为全班学习的对象，但其他科目的成绩并不突出。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家境一般的方文山选择就读专科学校。他曾经多次把自己从小到打工的经历作为笑谈：捡瓶罐，在工厂粘贴电路板……

尽管生活多有磨难，那些天马行空的幻想依旧吸引着他不断写下文字。他想要进军电影行业当编剧，还去上相关课程，却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台湾，电影圈和电影市场小到根本容纳不下更多的人。他只好退而求其次转向音乐行业，把自己写下的歌词复印了数百份，向各大唱片公司投稿，却只接到了吴宗宪一个人的电话。

这件事发生在1997年7月，很快，当年不到20岁的年轻音乐人周杰伦和方文山一起，成为了吴宗宪旗下“阿尔法”唱片公司的签约词曲作者，两人开始合作创作歌曲。一开始，这两个同样内向、自信、想法颇多的人总是磨合不到一起，周杰伦习惯在录音室工作，希望词作者能够按照他的想法随时修改歌词，而方文山则认为只要他写好词，歌手来挑就行了，不必如此麻烦。

在冲突不断磨合后，竟然促成了两人的长期合作。一次，方文山为周杰伦谱写的一首西洋味十足的歌曲配上了一阙颇具古意的歌词，周杰伦在录音室里灵感突发，想让方文山帮他写一段RAP，但他找不到方文山本人，情急之下随便捡出歌词中写好的部分念了出来，效果居然十分惊艳。

这首歌就是《娘子》。随着2000年周杰伦第一张专辑《JAY》的推出，它“中西结合”的风格很快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音乐人高晓松听到这首歌是在KTV里，他把现场的所有人都轰了出去，独自欣赏完了这张专辑，也记住了方文山这个名字——日后回忆，他觉得这是继多年前听到罗大佑的歌词之后，他第二次对一个作词人的文字产生如此大的兴趣。

在2000年以前，歌手陶喆已经开始探索用西洋流行歌曲的唱法演唱《望春风》，但这种尝试仍然属于小众范畴。通过合作，周杰伦和方文山发现他们都是彼此想要寻找的对象，词曲搭配有着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随着周杰伦的中国风音乐传遍大江南北，方文山独具特色的歌词也以最快的速度火了起来。他的歌词连续8届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其中《威廉古堡》和《青花瓷》最终获奖。

生于1969年的方文山，他的歌词听众绝大多数是“80后”“90后”。

这些听众生于和平稳定的时期，很多人是独生子女，缺少同辈亲情，而他们也是在全球化氛围下长大的第一代人，陪伴他们长大的影视剧、电影、动漫、小说代替了真实的生活，成为他们情感的慰藉。

因为电影梦碎而改写歌词的方文山，以其图像化、复古和中国韵味的文字成为了这一代际的精神代言人。

中国的古典文化是滋养方文山的文学养分，他从初中起就喜欢流连旧书店，最喜欢读宋词，尤其是李清照和李煜的作品，他发现宋词是最接近流行音乐歌词的一种文学体裁。

“中国风”歌词能够形成风潮，不仅仅是词人个人爱好和听众审美的意外契合，更是经过了残酷的市场检验。方文山自从踏入音乐行业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有这种职业自觉。签约成为专业词人之后，他感到自己靠着自学积累的文学创作经验并不够职业化，他积攒的那一大本歌词，最终只有一两首被人看中谱曲并成功发表，其他的全部石沉大海。

从那时起，方文山就开始琢磨业内的其他作词人是怎么创作的，这种钻研不是模仿，而是在寻找能让听众产生共鸣的规律。最后，他终于拆解了流行歌词的密码：无论文字风格如何，词作者必须要让听众产生歌者在和他们沟通的感觉。他总结出一套写作的公式：到了副歌（高潮）部分，歌词里一定是有人称代词的，这些代词不是“你”，就是“我”，比如《发如雪》中的“你发如雪”，《兰亭序》中的“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

方文山性格里的怀旧属性，后天形成的中国式审美旨趣，透过商业化流行音乐的打磨和传播，与一个时代情感上的“最大公约数”形成了碰撞。“音乐具有听觉的魅力，它会形成一个社会的共同记忆，你和你的大学同学或者职场里的朋友，在某一个年龄时候会喜欢一个歌手、一个乐团，等到你30岁、40岁，只要听到这些歌的一些片段，就回到青春时期。” 方文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美国学者戴维·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提到，后现代文化可能会表现出两种互相冲突的社会效应：一方面，人们努力挖掘一系列“拟像”用以作为逃避、幻想和关注力转移的理想场所；另一方面，后现代文化加强了空间与人的社会身份之间的密切联系，使人们开启他们的个人或集体身份认同机制，在迅速变革的世界里寻找到停泊之所，从而彰显出一种空间美学。这两种社会效应，像极了方文山的歌词和艺术作品给人的感觉：一面拼贴，一面怀旧。

时代已变，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甚至有媒体人尖锐地指出，方文山之后，华语乐坛可能再无作词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这个碎片化、互联网化的时代，人们对一种流行风潮的兴趣爱好已经变得分散，流行歌曲在依靠电视、广播、唱片等媒体传播所形成的那种统一的集体记忆，已经很难形成了，而作词人的影响力也早已无法回到过去。

方文山深深了解这一点，近几年他在网络上教授“歌词课”，也能接触到年轻的词曲创作人。他感觉这些年轻人的眼界宽阔，创作题材多元、广泛，但经过一段时间，他才明白，这些年轻人脑袋里有着数倍于前辈人的、碎片化、图像式的记忆影像，却无法对某一个题材往下深挖。

最近空闲时间，方文山在一些短视频网站“刷”到了很多时下流行的古风歌，了解到如今一首歌要红遍大江南北的速度更快了，甚至仅仅需要一天。但这些歌曲对于不使用这些短视频APP的人而言可能闻所未闻，这种人群间的隔膜，在他最初成名的那个时代是无法想象的。

喧哗之中，方文山依旧保有一颗“老灵魂”，他一直保留着到各地收集老东西的习惯。十几年前他来到北京，朋友带他前去“围观”某个胡同的改造拆迁现场，他本来想偷偷搬走一块砖头拿回家作纪念，结果只带走了写着胡同名字的铁牌。在这次个人艺术展上，人们能看到一件名为《菊花台减字谱》（注：减字谱是演奏古琴时使用的乐谱，用汉字作为书写标记的符号）的作品，包围作品的木头框是用方文山收集来的一件藏品改造的——台湾台北酒厂拆除时遗留下来的老桧木，这些木头的年代可以追溯到1930年前后。

怀旧的同时，他也乐于拥抱和观察这些新的变化。2013年起，方文山就开始在浙江西塘组织策划“汉服文化周”。近两年，他还想拍一部关于书法的电影，希望让年轻人觉得写书法是一件时髦的事。在他眼里，世界无论怎么变，他都希望借助自己的影响力传达自己的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