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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正门，那时还没有后面的一圈构架）
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指挥 Benjamin Zander 在他著名的TED演讲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Classical Music中，按照人们和古典音乐的关系，把他们分为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彻头彻尾地热衷古典音乐，他们的FM总是锁定在古典乐的频道，汽车里放着古典乐的CD，把听交响乐音乐会看成无比重要的事，难以想象生活中没有了古典乐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是一个非常小的群体，大概不到3%；还有一个群体是那些对古典乐不在乎的人们，结束了一天冗长的工作回到家中后，倒上一杯酒，翘起二郎腿，放一曲维瓦尔第来调剂一下，这个群体显然比第一群体要多；第三个群体从未听过古典音乐，因为古典音乐从来就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可能在机场吸二手烟的时候听到了古典乐，也可能在进入大厅时听到了一点点阿伊达进行曲，但其他情况下从不听古典乐，这可能是人最多的一个群体。
在1986年秋踏入同济大学校门之前，我无疑是属于第三个群体的，从来没有机会听过完整的交响乐，仅有的古典音乐的熏陶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千赫中的保尔•莫里亚、詹姆斯•拉斯特和曼托瓦尼这些乐队演奏的古典音乐改编曲。不是不喜欢，实在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家乡的小县城，这就算是飘过来的二手烟了。
大学校园并不是像入学前憧憬的那样，时不时从某个虚掩的窗户中飘出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主流的音乐还是邓丽君和刘文正。记忆深刻的第一场音乐盛事是在入学的第二个月，上海交响乐团来同济演出《d小调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演出地点就是离我们宿舍西北一楼一步之遥的大礼堂。这好像也是上海音乐界的一件大事，当时国内能演奏《贝九》的乐团屈指可数，据说这是《贝九》建国以来在上海第三次公开演出。
演出那天的下午，乐队就开始搬运各种器材。我拿着搪瓷盆去三食堂吃晚饭的时候，还能听到舞台上传来咿咿呀呀的排练声。当时同济大礼堂的隔音效果很差，窗户上也没有幕布，周末放电影的时候，经常有同学站在外面蹭戏。那天也不例外，周围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挎着书包经过的我，好奇地挤进了人群，隔着三千多个人头，依稀能看到陈燮阳挥动的手臂，以及想象中发亮的后脑勺。我晕晕乎乎地看着，直到似曾相识《欢乐颂》响起，仿佛每一个音符都钻进了我的毛孔，浑身就像要被融化了一样。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原本是很神往地想去凑场热闹的，什么乐章、主题、呈示、展开根本没听懂。也许“不明觉厉”，虽然说不出好在哪里，但就是被迷上了，瞬间被秒杀，从此彻底沦为“脑残粉”。此后的四年，校园所有的音乐盛事，我场场都到，一场不拉。
（同济大学大礼堂，我住的宿舍就在大树后面）
一、二年级学习基础课的时候，学校有很多人文类的基础选修课，诸如《大学语文》，《西方现代文学》之类，都安排在下午七八节或者晚上。印象中很火爆的是一门是《文艺学》，2个学分，周二下午三四节在南楼129。授课的是复旦的一个姓朱的青年老师，好像还是在读研究生，个子不高，很帅很精神，总是背着一个装满幻灯片的牛津包。他把雕塑、绘画、音乐、建筑融合在一起讲，很有点房龙的味道。至今我脑子里的艺术谱系框架，就是这门课打的基础。课上一半的时间在放幻灯，当时挺先进的转盘幻灯机，在没有互联网的当年，这些都是无比吸引人的资料，当然更吸引人的还是他的讲解。多年以后，我还记得他讲的希腊标准S型、《贺拉斯三兄弟的誓言》、无声音乐《4分33秒》等普及性知识，到wikipedia上验证了一下，几乎没有差别。
（同济大学教学北楼，南楼和它镜像对称）
另一门很火爆的课是《音乐欣赏》，分两个学期上，有4个学分，主讲的赵天慧老师，个子不高，戴一副黑框眼睛，很容易让人亲近。赵老师在学校外事办工作，自学获得上海音乐学院本科文凭，完全凭着一腔热情，业余主动给同学们分享音乐知识。他主编油印的教材我至今珍藏。这门课也许是我记忆中最爆棚的一门，每周二晚上在文远楼106——当时校内最大的阶梯教室上两个小时，两三百人济济一堂，而且颜值颇高，从来没记得人少过，和专业课课堂完全不一样，为了占到前边的座位，每次都早早地去教室。课程上半段主要讲一些乐器以及乐理，调性、和弦、和声、曲式之类的乐理常识，老师弄了个四喇叭放放讲讲，中间还穿插些诸如听交响曲演奏在乐章间不能鼓掌，而协奏曲中的华彩段演奏完需要大声喝彩等等欣赏小贴士。
课程的下半段要赏析著名作曲家的作品，要把大礼堂的唱机和音箱等设备搬来，赵老师每次都是亲自蹬黄鱼车把设备拉来，我也每次都帮着搬上搬下。赵老师收集了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宝贝，在讲中国古代编钟乐器的时候，竟然给我们听了用马王堆出土编钟演奏的《东方红》原声录音；讲圆号的时候，，几十个圆号一起发声，气势之恢弘，绕梁三日。
赵老师在外事处工作的一大便利是可以经常出国，同济和德国的交流尤其多，他在国外搜罗了大量的唱片和磁带，让我们大饱耳福。讲巴赫的时候，他甚至还给我听了他在德国教堂现场录制的管风琴曲。课堂上除了讲解韩德尔、巴赫的、维瓦尔第、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从巴洛克到浪漫时期大热音乐家的作品，还有俄罗斯强力集团、北欧东欧音乐家和很多近现代的作品，瓦格纳、普契尼的歌剧也是老师的最爱。
（同济大学文远楼，右侧就是106报告厅）
赵老师用自己大量的个人积累和人脉来打造这门他非常挚爱的课程。记忆中还有三次课程是在一二•九礼堂上的。。一头银发的李老声如洪钟，将自己的入门感受娓娓道来，把奏鸣曲式讲得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还有两次是现场演奏会，一次是《梁祝》的作者陈钢和首演者俞丽娜来校，演奏这支中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小提琴曲。另一次是二胡大师闵慧芬的独奏音乐会，曲目有《二泉映月》和《江河水》等，当时中国最顶级的二胡演出。此后，来过同济的还有曹鹏、何占豪等等沪上音乐名家。
（同济大学一二•九礼堂，隔壁有同济最著名的诗人殷夫的塑像）
音乐课的考试是写一篇论文，论述音乐对自己专业的启发。学校图书馆里为数不多的各种音乐书都被我翻遍了，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续借《欧洲音乐史》，似懂非懂地生啃《牛津音乐词典》，书中很多针锋相对的观点让我莫衷一是。最后我写的是交响乐队的各声部的协同与结构体系的相似性，记得建筑系有人把朗香教堂的窗户比作和声的，建材系有人把弦乐四重奏比成混凝土的，观点越离奇，分数越高。
（同济大学图书馆，我在校的四年里，地下室和主楼一直在施工）
这门课让我疯狂地迷上了音乐，此后的几年，彻底地进入Benjamin Zander说的第一组群体，难以想象没有了古典音乐会变成什么样子？南京路西藏路口的音乐书店成了我最爱去的地方，看得每个柜台里的每盒磁带封面都能背出来，上海音乐厅也是个美妙的去处，还买了很多空白的TDK原装带，到处翻录各种古典音乐的磁带，同班同学陈宏帮我翻录的《天鹅湖》和《比尔•金特组曲》至今还躺在我的书橱里。
去年十一月底，我应第十一届中国知识管理高峰论坛之邀，再回同济校园。在讲坛上和听众互动时，我问大家，如果时光倒流，只允许我在同济选一门课，我会选什么？答案是——音乐课。随后我用贝多芬的《命运-英雄-田园-合唱》串起了我的全部演讲，以此向给予我四年美妙音乐之旅的母校同济致敬！
（校园建筑钢笔画by同济孙彤宇老师，征得其同意采用，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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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季征宇，1990年毕业于同济大学，1993年获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英国皇家特许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季征宇 在工程设计技术和管理领域有雄厚的业务背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曾先后在现代建筑设计集团、CCDI悉地国际集团担任副总工程师、企划总监、副总裁等职务。
季征宇专著有《建筑工程设计中的知识管理》、《知旧而识新——知识的管理》和《推陈而出新——设计的管理》系列丛书，由前科技部部长徐冠华院士、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主席郭华东院士亲自作序，在工程设计咨询界和知识管理界深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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