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中国文化】中国基督教音乐的民族元素

教会唱诗是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唱诗班在教会中地位重要，主要负责教会礼拜日的崇拜唱诗及带领敬拜。

自传入中国以来，音乐作为重要的教会礼仪，与中国音乐乃至中国文化之间，经历了从摩擦冲突到妥协融合的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音乐以输出地的文化气质、音乐特色和时代风貌为主导，巧妙地吸纳了传入地的民间文化元素，经过漫长的融合、发展与演变，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形式多样、特色浓郁的中国音乐文化。

一

 

传统音乐以圣诗音乐为主体，具有旋律优美自然、曲调纯净高尚、节奏优雅舒缓、线条简单多变的特点，这使得它在表达情感、宣扬教义的同时，也能使人沉浸在圣洁肃穆的氛围中，起到涤荡人心、陶冶情操的作用。

就音乐形式来说，以单音音乐为基础的中世纪音乐——格列高利圣咏（Gr e g o r i a n C h a nt）是音乐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圣咏以纯人声演唱，没有乐器伴奏，不用变化和装饰音，流传至今的许多乐曲，如李斯特的《死之舞》、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等都是由格列高利圣咏扩展而成。在圣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复音音乐和清唱剧，是音乐的又一次飞跃，如门德尔松创作的《圣保罗》和《以利亚》，便被公认为19世纪最杰出的清唱剧。

音乐历经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等文化运动的熏陶，至今，已经发展成为西方音乐的基本主题和重要支柱，许多著名音乐家的作品，如莫扎特的《安魂弥撒曲》、马西尼的《圣母颂》等，不仅是音乐史上的巅峰之作，也是西方音乐史上的传世精品。可以说，如果缺乏对音乐的基本了解，就不能深刻地理解和欣赏西方音乐的精髓。

就伴奏形式而言，传统音乐在弥撒中，多以无伴奏的清唱为主。中世纪时，管风琴逐渐成为唯一的伴奏乐器，而其他乐器均被禁止在仪式上使用。后来随着改革运动的兴起，在演唱赞美诗的伴奏中增加了一些其他乐器，如大提琴、长笛、竖琴等，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音乐的旋律美感，也为其带来了新的生机。就伴奏形式而言，传统音乐在弥撒中，多以无伴奏的清唱为主。中世纪时，管风琴逐渐成为唯一的伴奏乐器，而其他乐器均被禁止在仪式上使用。后来随着改革运动的兴起，在演唱赞美诗的伴奏中增加了一些其他乐器，如大提琴、长笛、竖琴等，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音乐的旋律美感，也为其带来了新的生机。

 

二

作为传播的基本特点和重要手段，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则逐步地适应了中国文化，通过与具体传播地的文化习俗和语言习惯的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音乐，其主要表现为：其一，按照中文音律规则，将西文赞美诗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汉语，或者直接译成少数民族语言；其二，在赞美诗创作上，部分采用中国民族音乐进行作词谱曲；其三，在记谱方式上，除使用西乐五线谱外，还使用中国工尺谱，以便于中式乐器的演奏。

所采用的这些方法，为中国的传播开辟了路径，既为中国人了解西方音乐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也客观推动了音乐的本土化发展。换言之，西洋音乐在中国的传播以及近代音乐教育在中国的推进，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教会的唱诗活动。一些歌曲经过重新填词，在国内广为流传，这对西洋音乐在中国的普及，对中国音乐的近、现代化转型都产生了有益的推动作用。西方的演唱方式、乐谱、乐器以及西方音乐的风格慢慢得到中国社会的接受和认同，其中最具影响的当数南开大学的校歌，其曲调就是选自西方圣诞歌曲《Oh ChristmasTree》，该曲经南开学者重谱新词，现在已经成为南开百年传唱的经典。

 

三

当代中国的音乐在遵循西方音乐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融合中西，注重民族元素与文化的接洽，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音乐文化。

从乐理上看，中式音乐所采用的律制是五度相生律，与西式音乐的十二平均律相比，其旋律听起来更为自然协调，虽然前者在调试转换上存在着一些不足，但因中式音乐侧重于旋律，所以在实际演奏中，并不影响音乐的整体表达效果。如今，这一古老传统在创作具有中国色彩的音乐时依然有所体现，即中国音乐在保持西方音乐立体化呈现的基本规律的同时，根据需要采用五声性旋律，当作品需要表现庞大的气势和立体的空间感时，则采用西方的和声化或复调化的作曲技法。

民族元素不仅体现在调试上，也表现在体裁、伴奏、曲调等方方面面。如将中国传统民乐中的名曲谱以圣诗的词、用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合奏经过“民乐化”改编的音乐等。此外，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将赞美诗与民族音乐结合起来，已经形成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成为音乐中国化进程中的一抹亮丽彩虹。例如，内蒙古地区的一些教会开始创作带有蒙古族长调和蒙汉族短调音乐与西洋音乐相结合蒙古民族本色化圣诗音乐，使用马头琴等乐器为赞美诗伴奏，既适应了民族特色，又迎合了时代潮流，促进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本色化音乐的繁荣和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音乐作为我国民族音乐的一部分，其独特的音乐表现形式，体现出中华文明善于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的巨大包容性，为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更进一步促进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

本文刊《中国》201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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