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庆专刊 |论“海派音乐文化”与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

我的发言只是对自己碰到的关于“海派文化”与“海派音乐文化”的理解，以及对这方面的研究走向所产生的若干疑难歧义的提问，期望通过我们的论坛研讨切磋而能释疑解惑。

对于上海这座城市和与之相关的“海派文化”的研究，历来为海内外所广泛关注；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更成了被称为“上海学”的一门显学。上海社科院专门出刊了以研究上海为主旨的《上海研究》期刊。会聚海内外学者，并在国内国外分别举行的关于上海各种专题的学术研讨会，已举行过数十届次。自熊月之主编的《上海史》问世以来，各种各样的上海史和上海文化史也已出版了不下十数种。在2008年的时候，文汇出版社就出版了《海派文化的兴盛与特色》，是作为“第六届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问世的。最近我又看到了以“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为题的系列史著，它的第一批书目就包括了《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熊月之著）和《唱片与上海近代社会生活》（葛涛著）这样的新鲜选题12种。我在这里挂一漏万的列举，远远没有说尽上海史与“海派文化”研究所呈现的深层史料与珍贵档案文献不断被发掘披露，以及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成果与新说创见层出不穷，那样一种风生水起、蔚为大观的景象，更没有说到遍及欧美亚多国诸多学科的学者，对于上海史与“海派文化”研究所作的贡献。

相比之下，对于上海音乐史与“海派音乐文化”的研究，不免显得有些逊色，当然，倒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就我所见，在《民族艺术》2009年第4期上，就已刊出了洛秦《海派音乐文化中的媚俗与时尚——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上海歌舞厅、流行音乐与爵士的社会文化意义》这样内蕴不浅的论文。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研究所在罗传开老师担任所长的时候，就提出和设计过《上海开埠以来西洋音乐的传入》的课题；我院汤亚汀教授已出版的《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1850～1950，1998～2005）》，和即将推出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史》等专著，就源自这一课题的提出。我自己也曾指导阮弘博士完成了以《江南丝竹与广东音乐在上海的嬗变同异概观》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特别是我作为顾问，协助我指导的王勇博士，于2008年完成了由他作为执行主编，从中国唱片上海公司所存旧唱片模版选印复制成包含了20张CD唱片共393首《上海老歌（1931～1949）》的专辑，还编写了一本共252页的歌曲歌词、作词作曲家和歌手的说明书；在此专辑基础上，又于2009年编著出版了《海上留声——上海老歌纵横谈》和《海上留声——上海老歌金曲100首》，多少为上海音乐史与“海派音乐文化”的研究，做了一些资料性的工作。至于国外的学者，则已有了日本榎本泰子所著《乐人之都·上海》这样的专著，2003年已由上海音乐出版社推出了彭瑾所译、赵维平作序的中译本。

尽管如此，我看对于上海音乐史和“海派音乐文化”的研究，至今还是不成系统和没有整体规划的各自为战与零打碎敲的研究。所以如此，除了有行政上的、操作上的多方面原因以外，我以为对于何谓“海派文化”与“海派音乐文化”，在认识上理解上的疑义歧见丛生，以至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

何谓“海派文化”？我看到过较近的解释，是说它“有多种含义”：一指发生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活跃于上海的一群画家所形成的“上海画派”；二指以上海为代表的京剧风格，所谓“海派京剧”；三指主要体现在以都市生活并具商业色彩的文学流派，所谓“海派作家”；四指推而广之，遍及于上海都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一切领域各个方面的所谓“海派”现象。

这样的解释说明了“海派文化”形成的大致历史过程，但似乎还没有道出所谓“海派文化”一以贯之的精神实质与文化内涵。

在网上还看到一种标明为“最佳答案”的关于“海派文化”的解释，是说：“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上海“海派文化”，体现在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接着便列举了：

上海的建筑文化，便是在“海纳百川，兼收并蓄” 中造就了中西并存、中外合璧、艺术交融、风格独特的“世界建筑博览会”。

上海的舞台文化，便是在“海纳百川，兼收并蓄” 中造就了本土的“申曲”（沪剧）和京、昆、越、淮诸剧，以及来自域外的话剧、芭蕾、歌剧、音乐剧等等纷呈争妍的“百花园”。

……

上海的音乐文化，便是在“海纳百川，兼收并蓄” 中造就了从乡土气息浓郁的“紫竹调”与江南丝竹，到独具风格的沪上琴派与集“瀛洲”“浦东”“平湖”之长于一体的“上海派琵琶”，与得名和开始盛行于沪上及全国的广东音乐等等，还有来自域外的铜管乐、管弦乐、室内乐、交响乐等等异彩纷呈、同堂竞奏的洋洋大观。

这样的释读与列述，似乎也道出了包括“海派音乐文化”在内的某些主要特征与精神内涵，但似乎还不能给人以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建构、层次分明的更为明晰的印象。例如：

关于“海派音乐文化”所包容的各种音乐的列举（以上的列举远远没有涉及“海派音乐文化”实际包容的全部），它们各自的社会功能与艺术特色和彼此的关系，在被统称为“海派音乐文化”的系统中，又各居于怎样的地位？又是怎样地在相互碰撞与交融中发展的呢？

上海人对于所居住的城区，有所谓“上只角”与“下只角”之说，是说来自于“上只角”的城区之人，与来自“下只角”的城区之人，彼此之间从社会地位、生计职业，生活境况、文化素养、爱好情趣，乃至于语言举止等等，都是呈现出甚至是天壤之别那样的巨大差异的。这样的说法，如果我们剔除了其中含有的歧视与贬义，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是道出了上海的天地与“海派文化”的覆盖承载之下，其实是包容着千差万别的实情呢！应该说上海既有来自和主要影响于“下只角”的通俗音乐文化，也有来自和主要影响于“上只角”的高雅音乐文化；而这样的基层与高端的音乐文化，又不是彼此绝缘“老死不相往来”，而是在既相生相克，又相互渗透交融中并存发展的。如果这样的认定不错，那么我的问题就是：

所谓“海派文化”与“海派音乐文化”的系统建构应该是怎样的？是否应该是包括从其基础到高端，各具不同功能，又相交融互补地共促发展的一个有序的文化系统？

注释：

[i] 《岁月悠悠》为陈聆群先生新作（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6），在此选登未正式发表的文稿二则。

[ii] 本文草成于2011年11月27日“上海音乐学院成立84周年校庆日”，再整理修改于201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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