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区别(中)

2022-07-18 03:54:45

王官学术阐述西周形成的中华文明思想体系。 




在亚欧大陆上,除了游牧文化之外,还有一种定居型的农耕文化。一说起农耕文化,大家习惯性地就容易联想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联想起愚昧、落后。其实,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主要来源于农耕文化,当今的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入。


人类在10000年前驯化了谷物,以小麦、小米、水稻等作为主食,就开始步入了农耕文化。从目前的考古看,以小麦为主的农耕文化最早在8000多年前西亚的两河流域,以小米、水稻为主的农耕文化最早在9000多年前东亚的黄河、长江、淮河流域(譬如淮河流域的贾湖文化,出土有世界上最早的骨笛、人工栽培水稻、契刻甲骨符号、世界上最早的酿酒)


4000多年前西亚的苏美尔文明处于两河流域的下游,雨水不够丰沛,随着城市的发展,小麦的产出量难以应付日益增长的人口,而且腹地不够广阔,不能始终保持对游牧族群的人口优势。此外,两河流域无险可守,距离欧亚大草原较近,处于四战之地,持续受到游牧族群的入侵压力,最终被毁灭性征服,无法复原。


北非的古埃及文明处于尼罗河下游,土地肥沃,受地中海与沙漠的保护,但是缺乏矿藏,国力不能持续增长,而且腹地太小,无险可守,更无后方可据,最终被完成游牧族群农耕化之后的地中海帝国征服,从此一蹶不振,退出了历史舞台。


相比之下,东亚的中华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是亚欧大陆最好的。东亚腹地开阔,不仅有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与众多的中小河流,矿藏丰富多样,而且距离亚欧大草原很远,因此农耕文化在上古时代不会受到大规模的冲击。就算是魏晋、两宋的时候,农耕族群在游牧族群的冲击下,依然可以退守淮河、长江以南,经过几百年的休养生息,再重新统一中原。


农耕文化,主要代表是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中华文明,前两者都被游牧文明所征服,文明也散失了,徒留楔形文字、金字塔。由于西亚的苏美尔文明与北非的古埃及文明已经断裂,中华文明就成为硕果仅存的农耕文化。东亚的农耕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地理环境优越。处于东亚腹地宽广,受西部沙漠戈壁、燕山山脉、太行山山脉等保护,上古时期的游牧族群难以大规模进入华北平原,至于少数进入的游牧族群则无法形成威胁。于是东亚的农耕文化既能不受干扰地发展,又能通过与游牧族群的适当交流,吸收亚欧大陆其它文明的产物,如小麦、马、羊等。


2.聚居形成城市。在农耕文化中,稻谷、小米等能够定期提供主食,而且上古时期的华北平原有足够的耕地保证人口得以不断增长,从而通过聚居形成城市。3000年前的商王朝所在地殷(即河南安阳),占地36平方公里,估计居住着50万人口,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城市的形成,意味着社会的组织化,从而加速了文明的进程。


3.形成社会分工。农业存在季节性,在上古的时候,基本是一年一熟,因此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做其他的事。而且农业具有稳定性,定居的方式,可以使人民积累更丰富的生活物品。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必然有多余产出,可以养活各种不直接从事农业劳作的技术工种,形成专业化的分工,如制造青铜器的科技、记录占卜文字的巫师、开发人体极限的武士、研究医术的医师等。


4.统治方式的形成。通过对资源的再分配,形成不从事体力劳动的统治阶层。由于社会分工,以及固定的城邦,产生了相应的统治方式,比如以周为代表的封建共主制度,以秦为代表的制度。


5.不注重贸易。由于农业能够持续生产粮食,并能饲养家猪、家鸡等,则食物能够自足,而且足够的聚居可以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因此,在农耕文化里,贸易是次要的,原生的自给自足是主要的。


6.使用象形文字。由于农耕文化会形成城市,进而形成帝国,为了统治的需要,要么因为占卜而产生古埃及文字、甲骨文,要么因为管理而产生苏美尔楔形文字。文字的产生,极大促进了文明的积淀,尤其是中国,很快就在西周依托象形文字形成了严密的中华文明。


由于华北平原纬度合适,温暖湿润,江河流淌,又不受游牧族群的干扰,农耕文化持续巩固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农耕文化为基因的中华文明。农耕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理性强大。农耕文化里,人口持续聚居,自然环境较为简单狭窄,面对所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更为注重人文理性的发展,难以形成玄思的文化性格。虽然由于认知的有限而存在原始巫术,但农耕文化在长期的定居过程中对环境有了高度认识,对自然界就没有陌生感,因此没有进一步演化成宗教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条件,从而在商周更替的过程中,彻底去除了宗教的影响,转向了人文理性的道路。因此即使1000多年来、基督教等极力传播,这些游牧文化的宗教仍然浮在表面,无法深层次改变中华文明。中国文明的经典没有宗教化的史诗,而是严谨的《周易》、理性的《尚书》、世俗的《诗经》等,这说明背后肯定有一个稳定的、理性的文明在推动。


2.共赢博弈。由于水稻、小米、小麦能够定期种植,又有广阔的土地可以开垦,上古时期东亚大陆农耕族群的生存压力较小,为了生存资源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冲突很少,于是积累起和平共处的共赢博弈经验,几乎不会有零和博弈。


3.祖先崇拜。农耕文化有足够的土地产出得以维持人口的增长,并在长期的定居中认识到族群延续的重要性,因此中华文明非常注重家庭、家族,形成了强势的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扼杀了巫术的发展空间,并限制了西方宗教在中华文明里的传播力度。


4.纪律有序。农耕文化由于长期的稳定性,认识到有序才能使社会得以分工发展,从而形成内在的纪律基因。对于整个社会组织来说,流动是外在的表象,但内在必须要有序,社会的生命体才能发挥作用。农耕文化所形成的纪律性,使得中华民族能够具备合力,杜绝不必要的内耗。然而在逐步渗透之后,西方游牧文化的排他性基因开始发挥作用,唐朝、宋朝、明朝的党争持续强化,差点导致中华文明的消亡。


5.动物性的阳刚健动之气容易消散。农耕文化由于能够自给自足,反而形成了一个最致命的缺陷,就是动物性的阳刚健动之气总体处于不足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行事的进取性、扩张性、积极性、主动性容易变弱,保守性、消极性会变强,只有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农耕族群才会迸发出本能的生命力。由于阳刚健动之气是行事的根本,我们就要把这种偶然一现的力量转为常态,也就是说要主动锤炼阳刚健动之气,持续生发人文理性的阳刚健动之气,才能确保中华文明持续屹立。


6.具备了中道思想。农耕文化的特质,能够形成独有的中道思想,具体可以参见中道——中华文明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下)。中华文明在2000年里历经游牧文化的各类入侵,依然能够傲立不倒,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道发挥的作用。


工业文明是延续农耕文化的生活方式,人类聚居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农耕文化都已经存在。只有懂得了农耕文化,才能掌握中华文明的基因,进而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掌握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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