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智慧战胜苦难的过程总是绵长、沉重而又必然曲折的。
《权游》里的提利昂·兰尼斯特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原因归结起来大概有四点，依次分别是依靠智慧战胜苦难、放荡不羁地为道德上的瑕疵提供包庇、内心深层的驱动力是一种善良的最纯粹形式、身体的残缺决定了同样的收获需要比别人更多的付出。
智慧的地位在中国社会当中还真没有达到这么高的程度，首先大概是因为道德带来的社会协调能力在中国人的心中比智慧拥有更应该追求的价值；其次可能是因为培养智慧需要奢侈地利用时间，发挥智慧的效果也需要环境因素上的基本条件；最后可能就是因为智慧的收获通常远水不解近渴。
罗马史诗前后两部，尤里西斯紧接在伊利亚特的后面，整个一系列流浪故事中瑰丽的想象给了人无尽的排遣，英雄在困难面前的智计百出给了人无尽的鼓励。不计其数的艺术作品从主题到人物设定都能在这里找到共鸣，而显然这样的共鸣感越多、持续的时间越长、覆盖的范围越广、越能经得住冲击和动摇，越能说明这一故事是个多么好的故事。
我们总是容易误以为智慧是某种天赋，或者说拥有智慧的人应该在道德或者体能上存在作为平衡补偿的缺陷，总之应该是一类跟更值得依赖的大众相比带有一点妖魔化的人。我们拥有很多细节上的手段把智慧这两个字偷梁换柱，而惧怕让更年轻的人去认识它的本质、去追求它的本质。
觉得中国文化催人愚昧的原因是更深层次的，历史只是它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
更深层的起因或许是由于中国在物产上的某种富饶，容易让中国人认为某种辛苦是不值得付出的、某种收获是天经地义的，容易在新旧交替当中对空间形成过分激烈的竞争，容易让创伤带来全方位的深层反思之前就被淡去痕迹。
我预言中国文化在未来仍将长期拥有对智慧发展存在严重制约的一面，仍然能从西方文明的有理西斯情节当中汲取重要的财富，但是从公共文化环境到大多数人仍然会不屑一顾。
所以我将时不时地提醒自己，我所身处的公共文化环境相当程度恰恰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