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中创造音乐
图:Kirill Maksimchuk
嘻哈很难再上台面了,这实际上不能恨任何人,在中国当rapper太可怜了,说唱音乐对于他们只是音乐创作的一种形式,但是现在讲嘻哈的不是在装逼就是在无病呻吟,真得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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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在中国的hiphop是你应该关注的是房价、文化封闭、为富不仁的问题,这样才是真的hiphop。在中国“没有像六十年代的黑人一样被警察无故开枪打死”,也就根本没有匪帮说唱,那些假扮的所谓的Gangsta,毫不hiphop,毫不real。
虽然我们没有亲身经历或见证过国内5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岁月,但是,稍微了解点近现代史,都不难发现,匪在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在某些时期就会原形毕露,异常活跃,无缘无故被打死这种情况曾经也是有过的。
但这能作为中文说唱的创作灵感来源吗?明显不能。世界上所有音乐的创作自由都曾经历过黑暗的时代。
尤其是在理想与燃烧交织的60年代,,在那个时候,能够冲击历史的创作者总能把复杂的社会矛盾,用一首首简短但锐利的歌名或歌词,化作一句句具体的抗议标语。这是他们抓住了时代的想象力,并且还未被商业资本榨干,直至失去生命力而被抛弃。
“为什么抛弃我,如果我是你生的。”
在世界音乐史的角度上讲两个大家不太熟悉的故事。
宇宙塑胶人
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
来自捷克摇滚乐队,成立于1969年,是布拉格地下文化在布拉格之春时期的代表乐队。
国内可能对这支乐队比较陌生,但你听他们的音乐,你很容易会联想到万年青年旅店乐队,不可否认的是,后者在音乐创作上确实是受到了前者深刻的影响。
伴随着宇宙塑胶人成立直至1989年的20年里,由于体制的关系,捷克政府不断地骚扰整个国家的乐队,规定他们的歌词不能出现英文、不能写晦暗悲观的歌词、不能留长发、不能穿奇装异服、不能有挑逗夸张的舞台动作。
被针对的宇宙塑胶人乐队里的,只想做摇滚乐的普通青年们,被撤销了演出证、没收了乐器、禁止发行唱片、不准登台表演。他们历经骚扰、封杀、毒打、黑牢、驱逐出境,然而还是忍不住想玩音乐,逮到机会就唱,跟黑猫警长玩了二十年的躲猫猫。
,二而是他们在艺术上行为古怪,不规范,他们保留了自己对音乐的想法,与国家设定的审美标准不符。
,只关心音乐,对这个荒谬体制最好的反击,就是竭尽所能地忽视它。”吉他手Janíček说,“但在一个专制社会里,,对音乐思考古怪的人,毕竟也可以开始思考其他事情。”
他们像蟑螂一样活着,这场实力悬殊的“猫捉老鼠”,最后居然真的让老鼠把猫给赶跑了。从头到尾,他们就凭一个信念熬了过来:就是要玩自己喜欢的音乐。最后的结果是80年末的一场丝绒革命,唱跨。
维克多·哈拉
Víctor Jara
Pinochet军政府17年残酷统治的开始。,批评的声音被残酷地被沉默了。支持左边的音乐家被禁止录音,他们的音乐会是非法的,他们的唱片被烧毁。像Quilapayún和Inti-Illimani这样的乐队逃离了这个国家,而一般的家庭只能将他们的吉他埋在后院,以便不会因为拥有乐器而受到惩罚。
是他们中名气最大的当属创作歌手Víctor Jara,他的思想体现在他充满社会敏感性的艺术作品中,坚定不移地拒绝任何意味着社会不公的事情。而这些,。
饱受酷刑,被关押在5000名被拘留者的体育场内,守卫嘲笑他,先是被断双手,再命令他弹吉他,最后被44颗子弹射杀。他的尸体随后被扔至圣地亚哥的街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写下了他最后的一首诗“Somos cinco mil”(我们有五千人)。
某些不可描述原因,《Somos cinco mil》视频审核失败
Gieco,在他12岁时组了一支摇滚乐队,“我们没有唱 ‘愚蠢’的东西,我是一个歌手,我唱摇滚,唱民谣,但我知道哪些音乐意味着抗议,哪些不是。”一直到他15岁那年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最大的城市,在那里,,。
“直到那一刻我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正在做什么。你在成长,你在某个地方被某些东西所浸润。但我是一个相当受欢迎的人,一个有发言权的人,我可以成为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的代表。当我们唱歌时,我们唱出来的是人民的声音。在某些问题上,当你不得不采取立场的时候,我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已经看了太多被这个国家“踢走”的青年了,只因为思考的事情不一样。”
但是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像杀死Víctor Jara那样杀了他。
现在大多数音乐人都是为了娱乐而写歌。因为他们没有像那样的过去,我们现在需要有娱乐精神的歌曲,但是我们也需要那样的歌让我们记住那些事情。对于那些和Violeta Parra和Victor Jara一起长大的人来说,过去根本不是过去的事情。它仍然像昨天一样。
如果会有这么一天,即使我们的音乐不再写上歌词。
但你用了弗利多亚音阶,它可能代表了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猖狂进攻,杜绝之;但你用了电声乐器设备,它可能代表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的,杜绝之;但你用了各种音乐软件,它可能代表西方的靡靡之音糜烂的文化渗透,杜绝之。
封杀是对的,也是错的。音乐的确可能改变个人的信念与价值,而这也正是许多社会变迁的基础,是无数人的价值变迁构成了社会的发展、改革,甚至重新开始。
Bragg给出了一份答案:“艺术家的角色不是要想出答案,而是要敏锐地提出正确的问题,听众才是改变世界的行动主体。”
他们害怕你们改变了听众,改变了他们追求房子,追求名利的庸碌一生,他们害怕歌舞升平的幻象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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